中国目前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能源驱动，能源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发展低碳经济面临一系列挑战。

  经济翻两番面临能源约束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太平正芳时提出，中国要用20时间、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这一目标1995年就实现了。2002年，十六大再次提出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20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问题是，1980年中国的GDP只有4546亿元，翻两番也就1.8万亿元，而且翻两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只有13.12亿吨煤当量（1995年）。2000年，中国的GDP已攀升至9.92万亿元，翻两番意味着GDP将达到40万亿元，年均增长7％；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13.86亿吨煤当量，如果能源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翻两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5亿吨煤当量，降低20%依然达到44亿吨煤当量，这一数值相当于2006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8.3%，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量。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人们不需要过多的担心翻两番目标的实现。2007年中国已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4.66万亿元，但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3.86亿吨煤当量上升至2007年的26.5亿吨煤当量，年均增长9.7%，远高于第一次翻两番时期（1980～2000年）的4.2%增长水平。因此，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必然的联系到翻两番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目标能否实现。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面临环境约束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一次能源以煤为主是未来中国能源供给的基本面。根据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开发情况和供需变化，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受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在未来20～30年还将继续增长。2006年，中国煤炭消费已“稳居”全球第一，其中生产占当年全球总量的39.1%，消费占当年全球总量的38.6%，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多了一倍多。由于石油的CO2排放系数平均仅相当于煤炭的80%、天然气仅相当于煤炭的60%，中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面临碳排放约束。尽管人均CO2排放量仅为3.9吨，远低于美国的19.6吨，也低于世界平均值4.2吨，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排放总量仍占到当年全球的14.6%，位居第二。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并不是特别需要承担具体减排义务，但由于CO2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

  能源结构转换任务艰巨 能源结构转换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没有完成第一次能源结构转换、也没有完成第二次能源结构转换、还要进行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一方面，中国用煤炭替代薪柴没有完成，集中表现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用能商品化程度偏低，全国还有几亿人口大量使用传统生物质能（农作物秸秆、林木枝桠）做饭、取暖。现在看来，这个转换不可能再走国际上的老路（用煤炭去替代薪柴），而应用沼气、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小型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系统去替代。另一方面，中国用油气替代煤炭也没有完成。2006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为28.4%、石油天然气为59.5%；这个数据中国分别为70.2%和23.5%。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上述“异常结构”，在国际上只有印度同中国一样。从全球和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看，已经不允许中国用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炭实现第二次能源结构转换。煤炭的清洁利用和加工转换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此，在发达国家完成第一次、第二次能源结构转换的国际背景下，面对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对于中国来说，任务相当艰巨。一方面，中国能源结构需要一起进行3次结构转换。需要转换广大农村的薪柴消费、需要转换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的消费结构，又不能延续发达国家的煤炭、油气转换路径，而是在农村发展沼气、生物质能，替代薪柴；大幅度提升核能、水能以及其他非水电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比例，替代煤炭。另一方面，中国能源结构转换受制于生态环境。发达国家由于完成了第一、第二次转换，只要解决CO2等引起的温室效应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要解决大量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引起的区域性污染问题。

  碳排放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比来说较低，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CO2的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因此，发达国家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承担主要的义务，包括其自身因为实现了工业化，有条件再进一步减少自己的排放，也有经济实力、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在碳排放问题上，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如果发达国家不想受到发展中国家排放溢出“负外部效应”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某种交易或合作以换取排放溢出的缓解是明智的，其核心是处理好3对不同性质的排放：

  生存排放与奢侈排放 这是一对描述环境公平的范畴，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取得环境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均衡。环境问题可分为全球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发达国家由于先行发展，区域性环境危机已得到一定效果缓解，但这缓解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它们开展环境治理的结果，而是能源消费结构转变、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体系升级的结果。排放权本质上属于基本人权，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排放。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是维持和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应该也可以减少的，特别是面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奢侈排放的恶果不应该由发展中国家来分担。因此，“保障生存排放、限制奢侈排放”应成为可持续排放的基本准则。

  累积排放与平均排放 这是一对描述环境历史的范畴，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取得环境利用的历史均衡。排放问题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是工业革命以来150多年累积的结果，是在排放问题还不明显的情况下主要由发达国家长期无节制的排放造成的。

  因此，实现可持续排放必须分清责任，面向过去厘清发达国家在排放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并按照地球环境容量计算的人均排放权、地均排放权（单位国土面积污染排放量），并优先安排给发展中国家。

  转移排放与虚拟排放 这是一对描述环境合作的范畴，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取得环境利用的动态均衡。环境问题还必须面向未来。从全世界看，经济发展还没有到不需要工业的时候，国际分工和制造业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承担了慢慢的变大的排放压力。发达国家产业服务化导致的“排放问题扩散”需要一种协调机制，由环境倾销、排放输出形成的“转移排放”需要发达国家以“虚拟排放”形式予以确认和赎回。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碳足迹总的来看在不断加深，但碳失衡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必须为其历史上的“赤字排放”承担相应的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碳预算，而不是简单发挥低碳经济的“工具性价值”，甚至演变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又一个不公平国际规则，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早作准备，在低碳经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拥有话语权、掌握话语权。